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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良其、葉振東律師出庭作無罪辯護,張某某冤案昭雪被無罪釋放

    發布日期:2017/1/13 15:38:58

    009年8月20日,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來到肥東縣看守所,向涉嫌構成強奸罪的張某某宣判: 撤銷肥東縣法院(2009)肥東刑初字第119號刑事判決,張某某無罪釋放。此時此刻,已被關押了近17個月的張某某流下了淚水……
     
        肥東縣楊店鄉某某村黨支部第一書記張某某(肥東縣國土局下派掛職干部),因涉嫌強奸罪被肥東縣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后被告人張某某不服一審判決,依法提起上訴。與此同時,張某某的妻子亦認為張某某涉嫌強奸實屬冤案。于是,張妻在該案上訴審期間,慕名來到本所,要求委托本所王良其和葉振東兩位律師擔任張某某的二審辯護人。本所兩位律師根據張妻敘述的相關情況,感到案情重大,一審判決疑問較多。律師應當追求公平正義的使命感,促使兩位律師接受了張妻的委托擔任張某某的辯護人。通過認真查閱案卷材料,研究有關證據,依法會見被告人,本所兩位律師發現本案中存在許多重大疑點,其中受害人謝某某陳述被強奸的時間、地點、次數先后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且公訴機關所有的證據均來源于受害者謝某某一人的陳述,實為孤證無法查證,加上張某某在下派掛職擔任村黨支部第一書記期間,與他人發生較深工作矛盾所形成的復雜人際關系。因此,兩位辯護律師認為該案屬于重大疑案,并極有可能是錯案。依據《刑事訴訟法》“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構成犯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規定,本所兩位律師通過精心準備,在該案二審開庭審理過程中依法為張某某作了無罪辯護。
     
        不久,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下達了(2008)合刑終字第195號刑事裁定書,認為一審判決事實不清,遂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89條第3項之規定,撤銷原判決,發回肥東縣人民法院重審。發回重審過程中,肥東縣檢察院對該案進行了撤訴。但是,肥東縣檢察院在撤訴的一個月后又對張某某重新進行起訴,指控其犯有強奸罪。肥東縣法院在對該案再次開庭審理后,作出(2009)肥東刑初字第119號刑事判決:被告人張某某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上述判決宣判后,張某某不服,遂向合肥市中級法院提起上訴。王良其、葉振東兩位律師再次依法為張某某作了無罪辯護。合肥市中級法院經過認真審理,采納了辯護律師的無罪辯護意見,遂于2009年8月20日下達終審判決,撤銷肥東縣法院(2009)肥東刑初字第119號刑事判決,張某某無罪釋放。
     
     
     
    特別聲明
     
        刊登本所兩位律師撰寫的《辯護詞》目的是為了用于律師開展學術交流和業務探討;因社會善良風俗和眾所周知的原因,本網站在刊登該辯護詞時對相關內容作了技術處理。
     
     
     
                                                                      《辯    護   詞》
     
     
    致: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安徽王良其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張某某近親屬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張某某本人的同意,指派我們作為其二審辯護人參與案件的訴訟活動。
        在2008年11月21日本案被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回重審之前,我們曾參加了本案的二審訴訟活動;在2009年2月19日公訴機關撤訴之前,我們又參加了本案發回重審后的一審訴訟活動;在公訴機關撤訴之后,我們又參加了2009年4月21日的庭審。在上述過往的三次庭審辯護過程中,我們認真查閱了本案的全部案卷材料,研究了有關證據,依法會見了被告人,對案件的事實有了更為全面的掌握和認識。令人欣慰的是,原來二審法院曾采納了我們的對案件事實認定的辯護意見,亦認為本案基本事實不清,雖然沒有直接宣張某某無罪,但卻將本案發回重審;在發回重審過程中,公訴機關一開始亦能實事求是,撤回了對張某某起訴。但令人遺憾的是,公訴機關為了不承擔辦錯案的責任,于2009年2月25日又對張某某再行起訴,同時二審法院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過份考慮案件本案以外的事情,不顧案件的基本事實,仍然對張某某進行有罪認定并判處刑罰。
        本辯護人認為,一審法院認定張某某構成強奸罪仍然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并屬冤案、錯案。
     
        一、公訴人在一審法庭辯論過程中,已經認為本案“沒有直接證據、沒有物證、張某某拒不認罪”,因此一審法院在沒有事實根據的情況下認定張某某構成強奸罪是為了幫助偵查機關、公訴機關逃避應承擔的冤案和錯案責任。
        本案發回重審后,公訴機關先行撤訴,再另行起訴。在另行起訴后的2009年4月21日一審開庭審理過程中,公訴人在發表第二輪法庭辯論意見時曾經說:“由于本案的特殊性,不可能有直接證據,也不可能有物證,同時張某某又拒不認罪”。在此情況下,本辯護人試問:一審法院認定張某某構成強奸罪并判處刑罰的事實根據是什么?其依賴的證據又是什么?
        事實上,在等待一審法院作出判決的過程中,根據我們的了解和張某某妻子的了解,公訴機關在撤訴后,偵查機關與公訴機關相互推逶,均不愿承擔錯案責任,導致公訴機關再行起訴。此間,肥東縣政法委多次反復協調,便形成了如今的一審判決結果。我們認為,一審法院的判決結果無論是對法律、還是對張某某都是極其不負責的!
     
        二、本案沒有證據證明發生了強奸案件。
        起訴書指控,“本院認為,被告人張某某采用暴力、脅迫手段,強行與她人發生性關系,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的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根據公訴機提供的所謂“證據”來看,我們不難得出,起訴書對張某某構成強奸罪所進行的證據認定,完全是依據受害人謝某某自已一個人的陳述,即所有的證人證言均出自受害人謝某某一個人之口。這就是說,受害人謝某某的陳述是否真實可信,是靠自已的另一次“陳述”來證明的,通俗地說,就是“用自已來證明自已”是正確的。我們認為這在邏輯上是否有點荒誕?此外,本案卷宗內并無謝某某的日記在案。
        事實上,從卷宗材料上來看,謝某某寫給其班主任王某某的信只是稱其被張某某“親”了一下;向其同學李某某、李某告訴時,也是對她們說“張某某的懷抱很溫暖”、“我對張某某有好感,老在想他和我講過的甜言蜜語”之類的女孩之間感情傾訴的話,而并無起訴書所指控的“強奸”一說。而且謝某某本人的陳述也是前后矛盾,并不能自圓其說,甚至發生數次“強奸”還說不出張某某的身體特征或衣服特征。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性暴力犯罪,本案所有的指控證據中,沒有任何一件物證或書證能夠直接印證謝某某的陳述。相反,本案中雖有肥東縣人民醫院……,但這這些所謂的證據與本案并沒有關聯性,更不能與張某某實施了強奸行為發生法律上的聯系。因此,我們可以很輕松地得出這樣的結論,本案并沒有任何查證屬實的證據能夠證明真得發生了所謂的強奸案件!
        此外,我們不知道謝某某寫信給其班主任王某某的目的是什么。報案?很顯然不是,因為謝某某明確要求王某某保密,不能對任何人說;是“備案”?防止以后萬一?如果是這樣話則說明謝某某很有心計!
        試問,假如在日后的某一天,謝某某走向成熟后后悔控告張某某,那么,起訴書所指控的“強奸”事實還能站得住腳嗎?
     
        三、本案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張某某實施了強奸行為。
        通過閱讀本案卷宗相關受害人陳述和其他證人《詢問筆錄》,我們發現以下很值得我們思考的事實:
        1、受害人謝某某在2008年3月25日的《報案材料》中稱“……我是一個不懂事的女孩,聽盡了張書記的花言巧語,使我相信了他……你們想想,是他欺騙我,利用我的感情,傷害我一生的幸福……”。
        2、2008年3月26日公安機關對受害人謝某某的《詢問筆錄》中,問:“在張某某和你最后一次發生性關系后,為何你自已去了他的宿舍?”謝答:“我不知道為什么,因為第一次發生性關系后,我開始對他有好感了……我和她們講過,張某某的懷抱很溫暖,而且我也和李某、李某某她們講我對張某某有好感……我就老在想他和我講過的甜言蜜語,才慢慢地對他有好感的……”。
        3、2008年3月28日公安機關對受害人謝某某的《詢問筆錄》中,謝答:“……前一天和我媽媽吵架了,我生氣就早上四、五點鐘到學校了,……我一直想告張某某,但有時候想到他講的笑話,我就不忍心告他。一開始張某某講讓我做他的老婆,后來李某老師和我講張某某是有老婆的人,他是披著羊皮的狼,講的話都不能信,所以我才要告張某某的。”
        4、2008年4月7日檢察機關對受害人謝某某的《詢問筆錄》中,問:“既然講張某某強暴你,為什么對他還有好感?”謝答:“他住在我們學校,學生經常去他那玩,覺得他很有意思……”問:“今年春節后,你是否多次給張某某打電話?”答:“是的,他不接。”問:“打電話是干什么?”謝答:“問他到底對我是真心還是假心。”
        5、2008年5月22日檢察機關對受害人謝某某的《詢問筆錄》中,問:“你為什么先打張某某的手機電話?”謝答:“我是打著玩,騷擾電話,我打電話就把電話掛了。”問:“你怎么知道張某某的手機號碼的?”謝答:“是李某某跟我講的。”
        二審法官:本案中,假如張某某真得與謝某某發生了性關系,我們從謝某某的上述陳述中,我們還認為是張某某在強奸謝某某嗎?!
        此外,我們還發現以下很值得我們去深思的情況。第一,自從謝某某與張某某接觸后,立即改變了以往與其他同學一道上學的習慣,并時常大清晨去學校上學,這是否意味著謝某某為了想單獨會見張某某呢?第二、張某某為什么能順利地多次“強奸”謝某某,這里面是否有某種“順其自然”的規律呢?第三,受害人謝某某與張某某之間為什么有那么多的通話記錄呢?這是強奸犯與受害人之間的通話嗎?他們在交流什么呢?第四,受害人謝某某在得知張某某要走了,為什么就“不想話了”并且要告張某某?這是不愛情無果由愛生恨呢?
        因此,我們認為,本案沒有證據能夠證明被告人張某某實施了強奸行為。
     
        四、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張某某構成強奸罪屬冤案、錯案;一個沒有具體作案時間的強奸行為,能認定構成強奸罪嗎?
        本案在案發之前,張某某在楊店鄉紅塘村掛職任黨支部第一書記,而本案的關鍵證人李某的父親李某某也是該村的書記。據楊店鄉紅塘村眾多村民共同出具的《陳情書》反映,張、李二人在工作配合過程中有較深的矛盾和經濟利益沖突。但本案在李某某之女李某老師介入后,訊速轉化為刑事案件。李某不僅要求受害人謝某某上告,還稱張某某是“披著羊皮的狼”,并對受害人謝某某說“張某某是在欺騙你!”“他是有老婆的人”等等。試想,假如謝某某對張某某“一往情深”,在聽到李某老師的一翻話后,肯定內心會做出劇烈地反映。此外,如果李某老師真得是為了聲張正義,應當要求謝某某向公安機關報案,因為作為教師應懂得向公案機關報案,而不是向村里干部李某某報案。但李某老師為什么要求受害人謝某某向村里干部李某某報案?這是不是在利用謝某某而攜私報復?而事實上村里干部接到謝某某的報案后,在村里干部的“努力”下,張某某的命運急轉直下,在一翻“是公了還是私了”無效后立即訊速轉化為刑事案件,張某某身陷囹圄。很顯然,這里不能排除謝某某控告張某某強奸是受他人惡意指使。
        不僅如此,更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起訴書在指控張某某構成強奸罪時,不僅證據不足,而且也明顯存在嚴重的事實不清:“經依法審理查明……此后一兩個星期后的一天早上,被告人張某某以拖拽硬拉的方式將謝某某從紅塘小學六年級的教室拖其校內的宿舍,掀起謝某某的上衣后脫下謝某某的下衣將謝某某強奸。又過了一兩個星期后的一天早上,被告人張某某以同樣方式將謝某某拖至其在紅塘村辦公室的宿舍內,將謝某某強奸”。很顯然,起訴書關于張某某實施強奸行為發生的時間也沒有搞清楚。起訴書在這里用了一個時間跨度非常之大、而且非常不確定的“一兩個星期后的一天早上”。這種對具體行為的描述方式,給人感覺是在說故事,而不是在認定犯罪行為事實??鑾?,起訴書存在這種對具體犯罪行為不確定的描述方式,本身就是證據不足和事實不清。
        試問:一個沒有具體作案時間的強奸行為,能認定為構成強奸罪嗎?
        很顯然,起訴書關于張某某犯有強奸罪的認定,是建立在對受害人謝某某一個人陳述的基礎上作出的,其間并無其他證據印證。我們認為,受害人謝某某的陳述在無其他證據能夠印證的情部下,在本案中充其量只是一份孤證。因此,我們認為起訴書對于張某某構成強奸罪的指控是一份危險的指控,因為只要謝某某一個人推翻其陳述,該指控就會變成空中樓閣!
     
        五、本案審理過程中,受害人及全部證人均未出庭作證和質證,此類言詞證據無法查證,依法不應作為定案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第四十七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證言并經過查證屬實以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但本案在審理過程中,被害人、全部證人均未出庭接受質證,故上述言詞證據無法查證,因此上述言詞證據不能作為本案的定案證據。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至今沒有見到受害人謝某某!法庭也沒有見過受害人謝某某!本辯護人不禁要問:本案中的受害人在哪里?謝某某在哪里?本案是否真得有受害人存在?
     
       六、公訴機關撤回對張某某的起訴后,又重新提起公訴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51條規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決前”,只有“發現不存在犯罪事實、犯罪事實并非被告人所為或者不應當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可以要求撤回起訴”。也就是說,本案公訴機關撤回對張某某的起訴后,應當是基于發現張某某不存在犯罪事實、或者是犯罪事實并非張某某所為或者不應當追究張某某刑事責任的的情況下依法作出的。因此,公訴機關理應依法釋放張某某。如果公訴機關要想重新再起訴張某某,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53條“撤回起訴后,沒有新的事實或者新的證據不得再行起訴”之規定,公訴機必須滿足有新的犯罪事實或新的證據條件。
        然而,本辯護人通過公訴機關新提交的證據目錄和相關內容,我們并沒有發現張某某新的犯罪事實,或存在能夠證明張某某構成犯罪的新證據。因為證人中的方亞茹、丁紹婷、謝道芳她們在過去已經作過證言,她們不是新的證人,且她們在《詢問筆錄》中所作的證言并不構成張某某構成犯罪的支撐證據;證人王海波的證言、慈溪市公安局龍山派出所出具的謝某某下落不明的《證明》、肥東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出具的有關在偵查中相關情況需要說明的《情況說明》,這些證據的證明對象和內容對認定張某某構成犯罪亦無任何幫助或實際意義。相反,通過上述這些所謂的證人證言等證據來看,他們反過來不僅更加可以證明張某某不構成犯罪,且進一步證明本案公訴機關在撤訴后又行起訴是嚴重的程序違法。
        因此,本案公訴機關在撤訴后又行起訴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沒有證據能夠證明被告人張某某實施了強奸行為,也不存在有受害人。因此,這是一起非常明顯的冤案、錯案。在此情況下如堅持認定張某某構成嚴重的性犯罪——強奸罪,并對其判處刑罰讓其身陷囹圄,這對于張某某及其及家庭來說,不僅是絕對地讓其毀滅,同時也是對法律極其不負責任。為此,本辯護人提請法庭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規定,依法撤銷一審判決,并宣告張某某無罪。
        以上辯護意見敬請合議庭采納。謝謝!
                                                                       辯護人:安徽王良其律師事務所
                                                                             王良其、葉振東   律師
     
                                                                                      2009年8月12日